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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王亚琼从南京专程前来的主要目的，是归还之前向庞其清借的一盒标本，盒子里的43个白垩纪时期介形虫标本，其中一半多都是模式标本。
模式标本就像人民币的票样，是这个物种在地球上保存的凭证标本，且具有唯一性。人类如果再发现一种新的介形虫，都要和这些模式标本进行对照。
“虽然按照规定，模式标本的所有者要尽可能为大家查看和研究提供方便，但像庞老师这样放心让我拿走，还不厌其烦地讲剖面、讲地层，让我特别感动。”王亚琼说，其实自己以前真没和庞其清打过几次交道。
这次来，除了归还标本，王亚琼专门带来了这43个标本的电镜扫描照片。王亚琼所使用的电子显微镜，不仅放大倍数高，还能直接拍照。
相比之下，庞其清的那台陪伴了自己近40年的米黄色德国进口显微镜则显得有些过时。如今为了保护眼睛，显微镜都是采用冷光源，但庞其清的这台“古董”显微镜还要借助配套的灯筒来打光。
如今，退休20多年的庞其清几乎不再独立承担课题，更多地是做些辅助性的研究工作，但每次青年学者有需要，庞其清几乎有求必应。
“我尽己所能，把我知道的告诉他们，看看对他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庞其清喃喃自语道，“我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为学校、为社会做点工作是应该的，贡献谈不上。”
2019年10月，庞其清向出版社提交了一份《泥河湾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和微体古生物及地质环境演化》书稿。
“泥河湾发现了成千上万的石器，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但寻踪150万年前特别是在200万年前的东方远古人类化石的探索仍然在路上。”庞其清解释，作为“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一个项目，庞其清的这份书稿从微体化石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自己在泥河湾考察的40多条剖面和6个钻孔的资料，分析当时泥河湾的河湖演变情况，缩小古人类活动范围，为寻找古人类提供参考。
“尽己所能”是庞其清反复提到的，但在大家的眼中，老人俨然已经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所能”。
庞其清对电脑的操作不熟练，在他展示给记者的资料手稿中，几乎每页都用铅笔进行了密密麻麻的标注。算上他眼下正在带的一个博士生覃祚焕，退休后庞其清先后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培养了2名博士，论文的一轮轮讨论、修改，都是他在纸稿上逐字逐句修改后，再由老伴赵筑簾逐一录入电脑。
甚至，老人家还时不时地陪青年学者野外科考。
2017年，78岁的庞其清在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地球环境创新研究院有关科研人员的陪同下，还考察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青藏高原长江源头的沱沱河一带。
“当时课题组已经进行过一次样本采集，回来后交给我做分析，但发现的样本化石很少。”听说课题组还要去采样，庞其清主动请缨，结果不虚此行。“找到了很多化石层，为他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介形虫资料。”
说起这趟青藏之行，旁人总不免惊叹，但庞其清却更乐于分享他的秘诀，“最重要的是不能走太快，我年纪大了，需氧量小，高原反应不大，反而是年轻人反应大，容易缺氧。”
不过，2016年陪学校新来的博士生到新疆罗布泊做课题，却令庞其清有些吃不消。“那儿‘一天四季’，前一秒晴天，后一秒就下冰雹。”一到新疆，庞其清便开始感冒、咳嗽……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按原计划陪他们完成科考任务。
就算不是出于科考需要，只要一听说哪里有化石，耄耋之年的庞其清仍坚持亲自跑现场一探究竟。
“一男子在甘肃挖出块百万年前动物化石”“新乐沙地昨日挖出巨型动物遗骸”……采访前搜集资料时，记者看到近年来很多报道庞其清亲赴现场义务帮忙鉴定化石真伪的新闻，有次为了赶到现场，他竟冒雨攀爬无路可走的野山……
“像您这么大岁数还在出野外的多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庞其清摇摇头，又随即反问道，“地质人不出野外怎么行？我唯一遗憾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省份都跑遍了，只有西藏还没去过。”（记者周聪聪、赵泽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