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雕塑
三、共产花开
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的街头积雪深深。一辆马车从城内疾驰而出，向东而去。赶车的是一个身穿棉袍的中年男子，车里坐着一位绅士模样的人。
这两人，正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自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李大钊便着力营救。陈独秀后虽出狱，但北京风声仍紧，为了防止意外，李大钊乔装打扮一番，亲自驾车送陈独秀去天津，然后让他转赴上海。
车外严冬萧索，但陈独秀却激情似火：“应该组织起来！要想办法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李大钊说：“是啊，我也在想！今后我在北你在南，咱的革命该怎样继续下去？我们需要成立一个组织，像列宁那样建立一个党，把中国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四目相对，两双炽热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20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热情接待了他，并介绍其去上海见陈独秀，筹备建党事宜。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但众人围绕着党组织命名问题争论不休。苦恼的陈独秀给李大钊去了一封信。李大钊得信后，沉思良久，遂提笔定音，主张定名为“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此时起，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年10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南陈北李，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两把熊熊燃烧的红色之火。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时，李大钊除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陈独秀任国民党的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无比遗憾的是，陈、李二人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
李大钊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坚决主张共产党员要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如野火燎原，爆发在了岭南的大地上。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李大钊直接担负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李大钊曾长期在北大任教，为了节省房租，他特意选择在离学校稍远的西城租房。每天清晨上班，李大钊都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即便这样，他也从不肯花钱乘坐人力车。中午，他常在办公室里卷上一张大饼、两个窝头充作午饭。
有人曾去李大钊家里拜访，见他女儿身穿一件大红的粗布小棉袄，外套粗布小蓝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活像一个乡下疯跑的野孩子，完全不像一个北大教授的女儿。
客人对此很不理解，李大钊只是淡淡一笑：“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这种朴素的作风，在北大教授中实为罕见。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起初月薪120元，后增至240元。但他把大部分钱用在事业上，余下的钱还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接济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没有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宣布每月从自己的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经费。他对人真诚，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他将自己的新棉袄送给贫苦的学生；青年学生到他家去，他都热情地招待饮食，从不肯让学生们空着肚子离开。
时年17岁的乐亭人李运昌来京投奔李大钊，李大钊慨然资助他报考黄埔军校。几十年后，白发苍苍的李运昌提起这段往事，仍然充满感激。他亲手所书的《李大钊送我上黄埔军校》，就摆在纪念馆显眼的位置上。
李大钊的慷慨经常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好在赵纫兰也是个深明大义、慷慨大方的人，她在心底赞同丈夫所做的一切。再苦再累，她不发一言，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家里有时甚至拮据到没钱让孩子上学，冬天没钱买取暖的煤，她也从未抱怨。
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专门对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以免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国共合作后，李大钊越来越忙了。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地高涨，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的北京政府十分惶恐，因两党都与苏联的支持直接相关，他们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孙中山称作“南赤”，二人顿时成为了当时政府心目中最痛恨的对象。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大街小巷里贴满了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为了能继续在北方开展工作，李大钊遂携两党机要，一并迁入了苏联大使馆。
1927年4月6日，军警突然闯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在西院的旧俄兵营内被捕。
与以往相传不同的是，李大钊实际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但自始至终，他都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绞刑架……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临刑前，李大钊神态从容地走上绞刑架，他没有惊慌，也没有难过。因为他知道，他心底里埋藏多年的种子已经开花，红彤彤的果实，已经悬挂在最高的枝头。
祖父朦胧的泪眼，仁人志士的鲜血与怒吼，无数人的前仆后继，都是为了世界东方这片辉煌而伟大的土地，都是为了让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出它本应拥有的荣光！
李大钊坚信，这个艰难的答案他已经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他眼中从未如此清晰过；一扇全新的大门正在缓缓地打开；一个全新的中国，就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你们可以绞死我，但你们永远绞不死共产主义！”
……
